不忘恩师，传承优良教风
——写在长汀一中120周年华诞之际
廖金璋
我与长汀一中很有缘分。1956年，我考上长汀一中读初中。1959年又考上高中，毕业于1962年，在长汀一中读了六年书。1976年，我又回到母校任教，直到2005年7月退休。在长汀一中求学、工作，一共度过了35个春秋，对校园里的一草一木再熟悉不过了。
我永远忘不了母校的恩师。读初一的时候，我的班主任是王柏龄老师。那年春天我生了病，王柏龄老师几乎每天都来家里看我，还带领校医来为我看病、打针，又发动班上的同学给我抄笔记，放学后来看我。学校根据我家庭的实际困难，给我发放了较高的助学金，帮助我能安心学习。我虽然因病缺了很多课，但是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，学习没有掉队。
（图左王柏龄，图右廖金璋）
1960年，正是国家困难时期，物资奇缺，食油、猪肉、大米等都凭票证供应。那时候学校老师吃食堂，节日加餐时，食堂将菜肴按人分配。语文老师王秀平是个年轻的女老师，每次食堂分给她的肉和面，她总要留下一部分，用口杯装着带回宿舍，然后把我叫到她房间去，说：“我吃不完，这些给你吃吧！”我知道老师的一份并不多，她明明是省下来给我吃的啊！她养了一只母鸡，下的蛋自己不舍得吃，却经常拿些给我吃。王秀平老师知道我爱看书，还买过《林海雪原》《苦菜花》等长篇小说送给我。
中学时期，我爱文学，课余时间常钻进阅览室看书、看报。有时课外也学写诗、写散文和小说，写了就请老师指教。张鸿钰、毛河先、曹培基、陈永昌等许多老师都对我的作文作过细心的指导。他们不嫌我烦，却表扬我，给我鼓励，或把我的作文在课堂上讲评，或刊发在学校“好花共赏”的墙报上，更加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。后来我能在全国各报刊发表作品，并加入作家协会，都应归功于当年老师对我的栽培。
我高三的班主任是俞水谟老师，他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老师，对同学们总是笑脸相迎，课堂上也脸上挂着笑容，给人很亲切的感觉。他上我们历史课，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倒背如流，讲起来滔滔不绝，有条有理，又抑扬顿挫，很引人入胜。因此，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，上课注意力特别集中。
高三面临高考，学习很紧张，同学们都很用功。周末的晚上，教室里不开灯自习，但是还有个别同学在教室里点着煤油灯自习。俞水谟老师担心我们过分用功累垮身体，他就到教室来把我们几个“苦干分子”邀出去散步，或买好戏票请我们看戏，我们看出老师的苦心，只好从命。高考那天，我在家里刚起床，就听到屋外敲门声，忙去开门，谁知站在门口的竟然是俞水谟老师，他提着一篮子鸡蛋，握住我的手笑着说：“祝你高考胜利！”我愣住了，望着一个个圆溜溜的鸡蛋，激动不已。
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我十分感恩母校的老师，永远忘不了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心！
后来，我也回到母校当老师，还当班主任、年段长。在教育教学工作中，我常常以自己的老师为榜样关心学生。我常常去家访，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，对于有困难的学生，我尽力给予帮助解决；我也常找学生谈心，与学生心灵交流。凡是生病的学生，我一定前往家里或医院看望，并且买点礼品慰问。
我教语文，对于优秀的学生习作，我不仅在班上讲评时给予肯定和表扬，还常常自己买邮票把学生习作寄到适合的报刊上推荐发表，如：蔡一兵《养鸡乐》（发表于《作文通讯》）、俞莲《益友》（发表于《中学生语文报》）、朱春芳《要善于抓住机遇》（发表于《中学生作文选刊》）、杨鹏《道路》（发表于《全国校园文学社团佳作集》）……经我推荐发表过习作的有几十个学生，当他们收到稿费和样刊时才知道是我帮他（她）的作文推荐发表的，非常高兴，对作文更有兴趣，语文就学得更好。
有些学生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。高中90届的杨鹏就是其中一例，因为发表了《道路》，他特别热爱写作，后来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倍加努力，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，成为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、中国少年科幻小说创作领军人物，个人出版图书突破100部，获得儿童文学界最高奖——“宋庆龄儿童文学奖”以及“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”、“国家图书奖”、“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”等多个国家级奖项。
（图左廖金璋，图右杨鹏）
有一次，杨鹏给我来信，热情洋溢地对我说：“您是我的引路人，您帮助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《道路》，这篇文章像一块抛出去的砖，为我敲开了缪斯之门，引来文学之玉。……我终于走在了文学的道路上，今后无论在天涯或是海角，我都将记住恩师您！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让我感到很欣慰！
今年迎来了母校120周年华诞，在此我再一次感恩老师，愿母校薪火相传，铸就更大的辉煌！
雨花茶
（本文作者廖金璋，发表于《北方文学》2012年第9期）
我第一次喝雨花茶。
茶叶呈墨绿色，两端略尖，形似松针。沸水冲泡后，芽芽直立，上下浮沉，犹如翡翠，汤色碧绿而清澈，香气扑鼻。细细品饮，感到沁人肺腑，齿颊留芳。我用它招待客人，客人都赞叹：“好茶！好茶！”
第一次喝的雨花茶，是我的一位叫梅的学生送的。喝着雨花茶，我自然就想起了这位送茶的梅。梅是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学生，当年她读高中的时候，我是她的班主任，并教她语文。本来她学习很好，考试成绩名列前茅，表现很不错，担任了班干，工作很负责，跟同学的关系也很融洽。但上了高三，成绩就开始退步，不大爱说话了，整天闷闷不乐的样子。半期考，成绩竟然排在班级40多名，而在年段的名次就是几百名之后。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，如果这样下去，高考就可能落榜。
我不能让她掉队，找她谈话，想了解她学习退步的原因。可是她什么也不说，只是默默地流泪。谈话不成功，我决定家访，争取家长配合，找出根源，加以解决。我觉得她的退步，不是智力因素，一定是非智力因素的干扰。在关键的时候，不把这种干扰排除，就会耽误她的前程。对于我来说，会成为一种罪过。
到了刘梅的家里，只见到她的母亲。这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。经了解，他们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，梅的父亲去世了，母亲原是社办企业工人，退休金很低。梅有一个做木工的哥哥，己结婚，嫂子无业，且有一个才几岁的小孩。我向老人汇报了梅的学习情况，谁知一听到她学习退步得厉害，老人很伤心，哭泣着说：“老师，我真的很爱我这个女儿，可我怎么费了油点火不亮呢？”
我问：“是不是经济上有困难，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呢？”
老人说：“经济上虽然比不上富裕的人家，但培养一个孩子读书，我们并不成问题，她需要什么，我都能给她呀！”
我又问：“有没有男的给她写信？譬如男同学，或者社会上的男人。”我担心女孩子到了青春期，会有异性追求，掉入情河影响学习。老人家明白我的意思，摇着头说：“没有。”她怕我不相信，又很坚定地说：“我女儿很老实，她还小，不会去交男朋友。”
从她母亲那里，我没有找到答案。她的退步仍然是一个谜。
我从女同学中去了解，看看有没有同学知道她的情况。正好，有一位女同学是她的邻居。我又借家访去了那位同学的家里。果然，那位同学的母亲对梅的情况很了解，当我把话题引到梅的时候，同学的母亲就向我讲了许多有关刘梅的事情。
1975年初夏的早晨，一个40多岁的女工上完夜班回家，走出厂门不远，见街头围着不少人看热闹，便也走了过去，只见地上有一只竹篮。篮里是一个女婴。女工便说道：“这个女婴我要了。”说着就把女婴抱回家。女工的丈夫也是个好心人，支持妻子的行动，并且给这个女婴取了名，叫梅。这对夫妻就成了梅后来的父母亲。
那位邻居又告诉我，去年梅的父亲去世了。没有了父亲，嫂子不愿意培养一个捡来的女孩读书，要她辍学。但是母亲不同意，坚持要她读下去，并且表示，还要培养她读大学。从此婆媳之间就有了矛盾，而哥哥居然站在嫂子一边，也对梅十分冷漠……
每当梅放学回家，哥嫂都对她没有好眼色看，这使她很难受，为此，她曾对母亲说，要不我就不读了吧！母亲说，不行，有我在，你就好好地读书，除非我死了！母亲认为，女儿是个读书的料，不能让她半途而废，好在老人家自己有些积蓄，所以不管儿子媳妇的反对，一心要培养女儿。为了让她安心学习，摆脱哥嫂的冷眼，母亲让她到邻居家里寄饭，甚至过年也让她在邻居家里过。寄饭的邻居虽好，但是开饭的时间跟学校的作息时间不同步，她常常来不及吃饭，饿着肚子去学校上课。
我听了心里很难受，这样的家庭环境怎么能让她读好书呢？母亲虽然让她去邻居家寄饭，但她能真正安心学习么？
我终于找到了梅学习退步的答案。返校后，我向校长汇报了她的情况，本来学校只安排农村学生住校，但我要求破例让梅也住校，在学校食堂寄膳。当得到学校领导的同意后，我就把她母女找来，将我的想法告诉她们。她们都很高兴，第二天梅就搬进学校来住了。从此以后，她又恢复了笑容。没有了心理负担，她的学习成绩很快有了回升。高三下学期，省质量检查考试，她的成绩进入了班级第九名。那年端午节，我叫她到我家来，跟我们一家人一起过节。她很乐意地答应了，跟我们有说有笑。
那年高考，梅终于没有辜负我们的希望，考出了优异的成绩，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。大学毕业后，梅留在南京工作，一晃过去了十九年，梅早已结了婚，也生了一个女儿，女儿已经上小学了。因为工作干得很出色，成绩显著，梅曾被评为省劳模。去年，我在路上遇到梅的母亲，老人家八十多岁了但身体还很好，她见了我，高兴地对我说：“老师，我女儿当县长啦，要不是你当年的帮助，她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呀！”
听了她母亲的话，我感到格外开心，仿佛一股雨花茶香，正在我的四周袅绕、蔓延开来……
作者简介
廖金璋，长汀一中退休高级教师，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，已在《福建文学》《小说月刊》《散文百家》《北方文学》《当代人》《厦门文学》《福建日报》等全国50多家杂志和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、散文等各类文学作品。作品被收入诸多选本。有多篇在各类征文大赛中获奖，著有《这个早晨不平静》（中短篇小说集）、《生态家园》（长篇纪实文学）、《魅力长汀》《润物细无声》（散文集）。
